为了阻止归还掠夺的文物英国人居然专门立了一部法律！？

收获数百万点赞，连人民日报和央视六公主都忍不住赞扬之后，短剧《逃出大英博物馆》终于迎来了大结局。那盏小玉壶在回到祖国，带回“亲人们”的消息之后，又悄然的回到她曾用尽全力逃离的地方。

“你真的要回去”“嗯，我得回去”“那你会让大家逃回来嘛”“中国人不做那种偷鸡摸狗的事情”“他们说，总有一天 我们会风风光光堂堂正正地回家”

逃离并非她的目的，给故乡的家人带去消息，让大家不要忘了离家的游子，不要忘了它们颠沛流离的往昔，这才是最大的意义。

仅仅是因为网友的留言，up主回复“等我”命运的齿轮就开始了转动。两位up主查阅资料、推掉商务、最后踏上了前往英国的旅途，为了一部免费的短剧，他们停更三月，把一盏流浪玉壶逃出博物馆，拼命回家的故事展现在荧幕上。

如果说，最初不到两天内的数百万点赞，更多的是源自创意和脑洞、源自情怀和表演，那么第三集大结局的文案则将这部不到二十分钟的短剧又推上了一层楼。 “家人，我在外面流浪了很久”“从哪来的回哪去”“你要带我回中国吗”每一句让网友们破防的台词背后，都是当代年轻人们对传统文化的热情，对历史传承和保护的重视。

那些用卑劣的手段掳掠出去的文物，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件件国宝踏上归途，还有殖民者们对历史的承认和反省。 就像《人民日报》评价的那样：这个时代，技术和平台给了每个人创造和表达的机会；创意和真诚也给了每个人被看见的可能。大众对《逃出大英博物馆》的认可是小短剧的突围，也是我们对所有心怀山海、脚踏实地创作者的掌声。

作为全世界收藏中国文物最多的博物馆之一，大英博物馆藏有中国文物2.3万件，从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商周青铜器，到宋代钧窑瓷器，元代青花，明代掐丝珐琅，几乎囊括了所有的文物类别，跨越了整个中国历史。

大英博物馆中国展厅

虽然大英博物馆方面宣称，馆藏的中国文物是通过馈赠、购买、交换等方式获得的，但所有人心知肚明的是，战争期间的疯狂掠夺、走私、盗卖才是最主要的来源。譬如著名的英国“探险家”马尔克·斯坦因，他从敦煌莫高窟掳掠的壁画和经书构成了大英博物馆和大英图书馆敦煌文物的主要来源。

又由于缺乏汉学知识，斯坦因掳走的文物历史价值远不如后来的法国汉学家保罗·伯希和。斯坦因以及伯希和仅仅花费了几百两白银就从看守莫高窟的道士王圆箓手中购买了上万件经书、壁画、雕塑。 Marc Aurel Stein（左） Paul Pelliot（右）

1907年“探险”中亚、敦煌的斯坦因（前排中）

更令人无奈的是，作为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者，道士王圆箓在斯坦因到达之前的数年里，曾一次次步行数百里上访清廷的知县、道台、学政，甚至斗胆直接上书北京的慈禧太后，希望引起官府对莫高窟的重视和保护，但他等到的要么是敷衍塞责，要么只有如泥牛入海。

即便囿于无知和困顿，后来贱卖文物所得的银钱，王道士自己也分文未取全数用来修缮莫高窟破败的庙宇佛洞。他只是近乎文盲的一介草民，承担不起时代的罪责。

王圆箓

又比如《逃出大英博物馆》末尾出镜的辽三彩大罗汉像，存世仅10尊。于1915年被著名文物贩子、古董商卢芹斋盗卖出国。但卢芹斋在巴黎执掌的“运通公司”一边专门售卖中国的古董文物，一边却又将所得悉数资助孙中山和中国革命。

所有这些文物流落海外的过程，不仅仅有西方侵略者殖民者的巧取豪夺，也包含着国家动乱积贫积弱时的悲哀与无奈。

“大英博物馆能更好的保存这些宝藏”“所属国没有能力保护好这些文物”这是反对归还文物的声音中最广泛的理由。但前不久大英博物馆的文物失窃案狠狠地给了这种论调一巴掌。大英博物馆馆藏著名的被掳掠文物

实际上大英博物馆的安保措施一直为人诟病，这次失窃案之前，就曾发生过记者冒充实习生拎着价值数万英镑的文物大摇大摆的从博物馆正门而出的荒谬案件。即便是在艺术和技术层面，英国人的“保护”也给众多他国文物带来了灭顶之灾。

东晋顾恺之的名画《女史箴图》唐摹本在鸦片战争后被以区区25英镑卖给大英博物馆后，英国人聘请的日本专家因为不懂中国文物修复技巧，竟然粗暴的将其截成两段，以至于脆弱的绢帛出现了掉渣的现象。

讽刺的是，声称“能更好保护文物”的英国人，直到2014年不得不求聘请中国文物修复师邱锦仙主持字画修复工作，《女史箴图》才得以重获新生。 除此之外，还有声音担心一旦开启了归还文物的进程，大英博物馆将会在短时间内空无一物。这同样是无稽之谈，实际上大英博物馆中常年展出的文物只占其馆藏的大约1%。更有甚者，直到今年早些时候，其官网上还承认经过40年的努力，终于有大约一半的馆藏被添加进其主数据库中。

用英国《卫报》自己的话来说，这座博物馆就像一座冰山，只有一小部分浮在水面上的部分闪闪发光，那些还未被编进目录的文物可能失踪数年都没有人注意到。 实际上，不止中国，近年来包括希腊、尼日利亚、埃及、贝宁等等众多国家都不断的要求大英博物馆归还掠夺的文物。

然而英国议会居然在1963年制定了一部《大英博物馆法案》，拒绝希腊归还帕特农神庙雕塑的要求，并禁止永久归还大部分馆藏文物。

大英博物馆展出掠自希腊帕特农神庙的雕塑

1897年英军从贝宁掠夺的青铜器

自己给自己制定一部法律，以此逃避国际道义和责任，殖民者的丑恶嘴脸在这一刻暴露无遗。

最后，文物的归还在学术科研层面能带来的好处无可估量，但“大英博物馆归还中国文物”能以如此高的热度屡次登上热搜，少不了当下愈来愈高涨的民族和爱国情绪的推动。

媒体们提及流失海外的国宝，常常简单归咎于鸦片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时的掠夺，很少提及类似敦煌王圆箓这样的“监守自卖”。这或许是因为，对前者我们有直观的谴责对象——西方强盗，作为一个标签化要负全责的他者简单好用；而对后者我们却很难把责任归咎于个人，因为这样无异于历史对中国的嘲讽，因为时代的悲剧往往需要一个集体自揭伤疤、自我反思、自强不息。

让国宝们回家固然重要，但它们如何流落海外的历史更应该被牢记。

一方写着“家国永安”的宋代瓷枕静静的躺在大英博物馆的角落

对大英博物馆来说，一直陈列在那里的文物们本身就是殖民压迫和历史罪行的记录，博物馆在扮演教育者角色的同时，必须小心翼翼的绕开这一点，然后再谈论探索和还原“那些令人不安的历史”。 连卫报的记者都忍不住讥讽：大英博物馆只有两个办法可以避免这种巨大的虚伪。

一是把博物馆门口的宣言改成“我们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残酷的剥削和炫耀战利品的历史。尽管我们英国人饰以现代性的矫揉造作，但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现在，来陶醉于这个国家野蛮掳掠的战利品吧。” “或者，议员老爷们可以修改1963年的那部法律，以便归还被掠夺和被盗的文物。” “选择已经给到你们了。”